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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十年后的思考

[发布日期:2018-08-03 ]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十年前,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场危机及其深层次原因,对比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道路日益彰显的优越性,对于我们把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面临的制度困境及其未来走向,更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经济政治发展模式跌下神坛 

  十年前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等许多国家。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复苏过程之慢,经济损失之重,都为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以来之最。从表面看,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已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主要还是资本市场的表面现象,经济虚拟化的大势未变,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政府债台高筑,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远未退潮。美国等西方国家应对危机的无能、改变现状的无力、调整利益关系的无序和面对未来的迷茫,反映出这些国家曾向全世界推销的经济政治制度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危机爆发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把矛头指向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特别是政府对金融监管的严重缺位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随之而来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和衍生品泛滥。西方政府在危机爆发前对危机没有预测,危机爆发后也无良方应对,大都奉行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货币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模式基于“理性人”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整套理论推演,被这场危机击得粉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危机爆发后坦承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近十年深陷困境,强烈冲击了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为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制度,打碎了许多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与幻想。

  经济金融化走入脱实向虚的陷阱。就美国而言,资本力量独大是个严重问题,而金融资本今天在资本力量中所处的绝对霸主地位的格局几乎使美国经济都在为金融服务,而不是相反。这种态势亦可称为“经济金融化”或“经济金融化陷阱”。这个陷阱的直接后果是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和虚拟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和美国政府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结果几乎都用来拯救金融衍生产品,而非实体经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猛烈抨击华尔街金融大鳄,但当选后立即向华尔街让步,任命华尔街重要人物出任主要高官职位,签署放松银行监管法案。这说明金融资本力量在美国已处于无法撼动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目前资产价格的上扬和股市的复苏,可能刺激一定程度的消费和一定程度的实体经济复苏,但从整个经济的大势来看,美国在经济“脱实向虚”的“经济金融化陷阱”中只会越陷越深。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的困境。西方制度安排的深层缺陷也在这场危机中暴露无遗。对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反思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金钱政治、失灵政体和债务经济。美国金钱政治的标志性事件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对此,《华盛顿邮报》评论指出:“这个裁决似乎证实了中国人对美国民主的批评,即美国民主是富人的游戏。”失灵政体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大幅下滑,同时还体现在美国政治“极化”,党派激烈对抗导致“否决政治”和“治理瘫痪”。债务经济在过去十年更加凸显,寅吃卯粮成为常态,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国债规模翻了一番,突破20万亿美元。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早已陷入了对巨额结构性赤字束手无策的境地。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困境。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工会力量逐渐削弱,劳资关系平衡被打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美国社会基本矛盾逐渐尖锐起来。一个典型的美国普通全职男工收入在危机爆发前的30年几乎完全停滞不前。过去40年,美国80%的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仅仅增长了25%,而20%高收入人口收入却几乎翻了一番。恩格斯指出:“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一些美国人开始痛恨现有体制,认为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99%的中下层民众对1%的金融资本家贪婪的愤怒与抗议,特朗普的上台则反映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与资本力量同流合污的严重不满。

   中国道路优势日益显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较好地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国家,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百姓财富增加最多,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最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依赖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制约和削弱政府干预的严重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说到底是维护资本的利益,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依归。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最大区别在于,西方政党几乎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从21世纪的国际竞争来看,一个国家是否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是这个国家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特点使中国的社会整合能力、战略规划能力、政策执行能力、改革发展能力都明显地高于西方国家。在社会整合能力方面,听民意,集民智,聚民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整合和政治决策的最大亮点。这与西方模式下普遍存在的社会撕裂、决策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战略规划能力方面,中国已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制度安排,从一个接一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到党的十九大确立“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都展示了中国具有多数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战略规划能力。在政策执行能力方面,整个世界都目睹了中国人可以制定明确的目标并一一落到实处。短短数十年,整个国家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中国用数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较早工业化的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发展能力方面,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改革能力最强的国家。从1978年开始,中国一直在不停地进行改革,整个国家因此飞速进步。其实,世界各国都要改革,但改革要触犯既得利益,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权早已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他们的改革往往只是竞选忽悠而已。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年,美国等西方经济体一直在低速增长的泥潭中艰难前行,西方世界整体实力走衰。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整体实力的迅速壮大表明世界历史正在出现大转折。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提供新选择新道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仅中国一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了美欧日之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条条大路通罗马。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补上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课,而且正在拥抱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进步,推动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难以为继,国际力量“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更加明显。难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14年就刊发长文惊呼, “(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其原因就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模式一直是西方理念主导和西方利益优先,如国际金融机构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大国转嫁危机,等等。今天,整个世界力量对比已经出现了巨大变化,同时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正面临两种前途的选择,一种是继续现在的西方理念和西方利益优先的全球治理模式,其结果必然还是意识形态挂帅,零和游戏,世界面临的诸多危机不仅得不到解决,而且还可能变得日益严重,最终各国都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种是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最重要倡议。中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开创区域合作组织新模式等,大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治理中,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从西方理念和西方利益优先的范式跨越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将是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伟大飞跃,亦是能给这个命运多舛的世界带来美好未来的最佳选择。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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