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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复出

[发布日期:2014-01-08 ]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1979年1月,在首都春节联欢会上,先后担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右)、聂荣臻(左)、彭真(中)欣喜重逢

  

    彭真的复出,是人心所向。

  不少同志记述了一九七八年底彭真夫妇从陕西回北京的情景:消息传出,人们奔走相告,翘首以待。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几百人怀着对彭真的深厚感情,自发地赶到机场迎接。吕正操、林铁、程子华、郑天翔、王汉斌、甘英等都去了,整个候机大厅挤得满满的。由于航班延误,从下午两点多等到五点,天渐黑,飞机才抵达。当时,候机大厅通往停机坪的大门已被锁上。飞机降落时,吕正操的弟弟打开了候机大厅大门,黄甘英带领大家冲到了停机坪。“大家蜂拥到了飞机舷梯旁,深情地望着机舱门打开”。彭真夫妇面露慈祥笑容、衣冠整齐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像出访回国一样气派”,“一点儿也不像是流放回来的”。一位机场服务员喊出了压抑太久的声音:“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面对这个特殊的重逢场景,许多人流下了热泪。大家一起回到候机大厅,程子华大声说道:“彭真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发来的,不代表谁,跟谁都没有关系。”彭真也很激动,一一与大家握手,眼圈也红了。离开机场时,中组部派去的同志请彭真夫妇坐他们带来的苏制吉姆车。吉姆车门低,彭真年纪大,个子又高,上车很费劲。吕正操看不下去,请彭真坐自己的“大红旗”,彭真说:“不用,组织上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挤上吉姆车就走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首都党政军民春节联欢晚会上公开露面。

  刚刚回到北京的彭真,当时还未获得平反,暂住前门饭店。然而,老战友、老部下、亲朋好友都来了,“排着队等着看望”,“连续半个月”,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二月十四日,陈云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也留下了看望彭真的回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去处,无法再同他交往,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和为他的安危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在他复出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去看望他,表达真挚的慰问。他仍然一如既往,大度乐观,说他过得很好,没有受什么苦,只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

  经过十多年的磨难,彭真已显苍老,但他依旧精神矍铄、乐观开朗、谈锋甚健,只是避而不谈自己和家庭的遭遇。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到处是血和泪的控诉。许多受到迫害和冤屈的干部心中不平,纷纷倾诉自己的苦难遭遇和怨愤心情,这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彭真个人所受的磨难比这些干部要深重得多,他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他对于“文化大革命”和自己的遭遇所表现出的平静与豁达,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多次遭受红卫兵的揪斗、殴打。彭真回京后,当年批斗过他的一些年轻人主动找上门来,向他道歉,请他原谅。彭真却从不怪罪这些年轻人。一九七九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一次小型会议上,彭真谈起那些揪斗过自己的年轻人,说道:“小孩子懂什么?他们当初揪我斗我,把我弄到东郊体育场,十二月的天气,我连袜子都没穿上。我出来后,他们来看我,给我赔不是,我说责任不在他们。我这个人没有kiss(亲吻)的习惯,但我还是一个一个地亲了他们。”

  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日,彭真在中央党校作《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间突然停电,不一会儿又来电了。这时,有个学员递了一张条子,问道:“彭真同志,你如何看待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遭遇?”彭真念了条子,回答:“那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停了一阵,现在电灯不是又亮了吗?”听了这样的回答,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彭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工作后发现,机关内一些同志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或多或少的错误,思想上有包袱,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同志间的关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刚从南方调研回来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接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讲了机关干部作风问题。他说:“过去的问题,要区别是好人犯错误,还是坏人办坏事。只要属于好人犯错误,不管是谁,错误多大,承认了,改了,就好。受了林彪、‘四人帮’毒害的,消消毒,把毒害清除掉就是了。身上脏,洗洗澡,就干净了。”他要求同志们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克服派性,加强团结。他说,现在就是要把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向前看,团结起来搞四化。”彭真的讲话在机关产生了强烈反响,不仅使那些有思想负担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对所有的同志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彭真从不谈自己的遭遇,不抱怨个人的冤屈,却十分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彭真曾与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一起工作多年,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刘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含冤去世。彭真对刘仁的去世十分痛心,回京后,即邀刘仁的夫人甘英叙谈。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彭真参加了刘仁的追悼会,并在七月二十二日写下了“深切怀念刘仁同志”八个大字。一九八二年,彭真在《北京日报》创刊三十周年致范瑾的信中,高度评价刘仁实事求是、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的精神。一九八四年,彭真提出:像刘仁这样的同志是应当为他立传的。随后,彭真亲自向甘英交代编写《刘仁传》的事宜。一九八五年十月,彭真为即将编写的《刘仁传》题词:“怀念忠心耿耿、严肃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对革命建设事业特别是首都的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刘仁同志。”

  北京市委书记处原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彭真回京后不久,就在家中会见了她和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彭真对她们说:“你们两个命运相同。我担心的是孩子们。听说孩子们都不错,我放心了。”彭真还说:“我想到过邓拓可能活不了,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书生气重。我没想到李琪也会走这条路。他性情刚强,身体好,经历的事多,不到五十一岁就走了。”说这些话时,彭真的眼圈红了。李莉担心彭真太难过,赶快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别说了,让它们都过去吧。”彭真大声说:“过去就过去了嘛!”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部纪录电影片《农业学大寨》,是反映北京郊区农业学大寨情况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说这部纪录片是与大寨唱对台戏,是对毛主席树立的典型不服。由此,北京市的农业劳动模范多被打成“彭真的爪牙”“黑线人物”,受尽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死。彭真回京后,几乎走遍了北京郊区,去看望农业劳动模范。

  从一九四三年起就跟随彭真做警卫工作的李志玉,“文化大革命”中与夫人袁力荣都遭受了迫害。彭真始终挂念着他们。彭真回京后,袁力荣带着孩子来看望他。分别十多年,当年被彭真叫做“小孩”的袁力荣,已是疾病缠身,白发斑斑。彭真紧紧拉着她的手,又抚摸着孩子们,仔细询问他们的境况。得知李志玉曾被关押,胃病加重,后来做了胃切除手术;袁力荣也被开除党籍,一家人艰难度日,彭真的心情十分沉重,不断地说:“你们受苦了,都是我连累了你们一家。”彭真的女儿傅彦把袁力荣拉到一边,塞给她五百元钱,一定要她收下,说:“爸爸说了,别人家的孩子管不过来,你们家的两个孩子一定要管。”此后,彭真一直把李志玉一家当做自己的亲人,悉心照顾他们。

  彭真还亲自去看望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同志如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等,并会见了一些遭受迫害的知名人士或者他们的家属如马连良的夫人陈慧琏、荀慧生的夫人张伟君、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等,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给予安慰和鼓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当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少数坚持极“左”错误的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发生了动摇。

  

 

    彭真十分关心文艺工作,与许多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革”后刚刚复出,首先会见的就是一批劫后余生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这是彭真、张洁清与曹禺夫妇、萧军夫妇在一起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六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是他蒙难的开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出人意料的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彭真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他还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后来我被关在监狱,反复想,我做得不错呀。我想,共产党、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这些事历史上都有,错了的又给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回忆,一九七九年彭真住在北京医院接受体检,同住北京医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谈话中,彭真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对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惋惜不止。”但“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诋毁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旗帜鲜明地说,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一九八○ 年初,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真同志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个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误党误国,还可能把被崇拜的对象推向反面。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贤啊!圣贤也会犯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真还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至二十八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彭真回京后第一次出席中央的会议。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毕竟已是万木复苏的季节。彭真与许多老同志久别重逢,把手话旧,百感交集。当时,彭真还没有进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只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与他被打倒前所担任的一系列重要职务相比,显然是低多了。许多已经恢复职务的老同志都关心地问他是否已经落实政策。彭真回答:“共产党员只要有工作做,就是落实。”

  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彭真会讲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的冤屈实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却明确表示,这时候必须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邓小平三月三十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彭真参加东北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透彻地解决了当前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关键问题”。彭真说: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四个坚持?因为有人对这四个根本原则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实际上,没有这四个坚持,就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一切。

  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要否定。

  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

  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展望将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杨景宇回忆:有一天,我向他汇报有些同志对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些议论。我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个人讲,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没气?但是,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七大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彭真复出后,中央决定由他主持法制建设工作。这样决定,首先出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急需。当时,彭真无疑是能担此重任的最佳人选。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彭真长期具体主持立法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中央的决定也与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不谋而合。经过十年动乱,彭真更深地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任务。他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从被投进秦城监狱到流放商洛山区,十多年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他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的法制遭到破坏,陷入了“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为了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再次发生,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刻不容缓、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京举行。乌兰夫副委员长向会议作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说明。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由八十人组成的法制委员会名单,彭真为主任,胡乔木、谭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杨秀峰、高克林、武新宇、陶希晋、沙千里为副主任,委员六十九人;任命武新宇为法制委员会秘书长,刘复之为第一副秘书长,王汉斌为副秘书长。

  新设立的法制委员会,集中了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包括党的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彭真对法制委员会的构成比较满意,只是它的组成人员年龄比较大,平均七十岁。这样一个机构如何工作?彭真向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请示。他们都对彭真说,立法工作就由你来抓,你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要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还说,法制工作就委托你来管,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彭真考虑,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的立法任务愈来愈重。要胜任繁重的立法任务,只有一个法制委员会是不行的,还需要建立一个为法制委员会提供服务、做参谋助手的工作班子,彭真称之为“苦力班子”。他的设想是,在法制委员会下先抓紧设立办公室和法律室、研究室,作为法制委员会的工作班子。

  

 

1979年6月,复出后,彭真在办公室里工作

  

    十年动乱刚结束,百业待举,人才紧缺。为建立这个“苦力班子”,彭真亲自组织调入骨干,有的要亲自与有关部门协商,并点名调来了“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工作的高西江、顾昂然。

  王汉斌、项淳一和顾昂然都是“文化大革命”前长期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彭真要调他们到法制委员会工作,谈话直截了当。王汉斌回忆说:法制委员会成立时,彭真同志找我,要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您工作十几年,知道自己的水平跟您相差太远,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再说,我对法律还真没兴趣,法律条文干巴巴的,我读不下去。彭真同志说,你是说客气话还是真的不想来?我还是认为你可以做这些工作。我心里想的是真不愿意来,但没有再说下去。彭真又找了项淳一,说:“你来搞立法工作吧,在我这儿干,将来干上十年,你就是法律专家。”项淳一说:“当法律专家,没有奢望,我给您打杂吧。将来您不干了,我也不干了。”就这样,王汉斌和项淳一从此回到了彭真身边搞法制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年。

  彭真不仅考虑眼前任务的急需,尽快调进一些自己熟悉、能很快上手工作的干部,而且着眼于未来和长远,放宽视野,广纳人才。他考虑到今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立法的任务会愈来愈重,于是提出要调进一些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考虑到要研究国外法律,参考、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于是提出要调进一些通晓英、法、德、俄、日文的外语人才。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个从事立法研究和服务工作的“苦力班子”搭起了架子,有了一批骨干,分别安排在法制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法律室、研究室工作。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在人民大会堂南段三楼会议室,彭真主持法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法制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全体人员兴致勃勃地聚集一堂。当彭真满面笑容地走来时,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位熟悉又久违的法律战线的领导人。

  讲到法制委员会的任务,彭真说,任务就是职责。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时,只讲了它协助人大常委会加强立法工作。怎么协助?可以实,也可以虚;可以多搞,也可以少搞。最初,有的同志主张法委是虚的,也有些同志主张法委是实的。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小平同志,他说,当然是实的。立法工作要快一些,法律有比没有好,成熟几条就先制定几条。开头可以先粗一些,然后再细。我又问华主席,法委搞什么?华主席的意见,要抓紧立法。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没有法制,怎么能安定团结?叶副主席讲,要搞法律。不搞民主法制,怎么安定团结!人大常委会把立法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不搞法制,就没有完成任务,就有愧职守,等于尸位素餐。这话说得很重。我们今天就是要商议怎样按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意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责任感,把立法工作全面管起来,尽可能搞得细一些。

  讲到法制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界限,彭真强调:我们是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助手,不管司法。人大常委会是权力机关,我们是工作机关,公、检、法是司法机关,中央政法小组是联系各部门的。我们不要侵犯别人的职权。

  讲到法制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彭真说,法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工作主要是在立法中把关,具体工作要小伙子们做。小伙子们就是“苦力”,我已经七十八岁了,但我也要当半个“苦力”。机关要有“苦力”,要有一种“苦力”精神,白天晚上干,不然五月中旬怎么搞得出七个法?还不到两个月时间嘛。光有机关的“苦力”也不行,还要请一些外面有经验的人,如法学研究所、大学法律系等,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请他们来参加研究。

  在此后紧张的立法工作中,彭真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苦力”。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同时对法制委员会的工作班子严格要求,带出了一种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刻苦工作、甘于奉献的作风。这个作风传给了第二代、第三代。法制委员会的“苦力班子”也在立法实践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立法骨干,为新时期国家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 中国人大杂志 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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