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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记忆(二) ——寻访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发布日期:2015-05-04 ]  本文已被浏览过   次   字号:

  裔式娟: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感觉

 

 

  从1953年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裔式娟小组”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模范集体称号。她作为劳动模范, 当选为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家在上海的裔式娟从1951年起连年当选为上海市劳模及全国劳模。

  记者请她谈谈从劳动模范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感受。她虽然语言质朴,但情感十分真挚地说:“我是纺织工人,历经了新旧社会两个时代。解放前,纺织女工受尽凌辱,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6点,或从晚上6点做到早晨6点,‘日工做到两头黑,夜工做到两头亮’,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每天12个小时来回奔跑在棉尘飞扬的车间里,一刻也不能停,稍慢工头非打即骂。不仅受到包工头的肉体凌辱,每天下班时还要搜身,受尽非人的待遇,得到的却是低得可怜的工资。解放后,咱们工人的地位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有强烈的翻身感,工作干劲特别大,一心想为国家多纺一些纱、多织一些布。我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被评为劳动模范,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前,劳动人民像牛马一样干活; 解放后,我们工人也管起国家大事来了,坐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席位,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讨论、表决通过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是多么大的荣耀,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翻身解放、当家作主”是采访这位当劳动模范的人大代表时表达最多的词语。她说:“在大会上,为毛主席讲话鼓掌我们把手都拍肿了。”她的回忆使记者深切地感受到老人对领导人民翻身解放的领袖毛主席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郑长华:空军的代表只有三名

 

  

 

  他先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在朝鲜战场的空战中,先后击落敌机2 架,并指挥全团率机群击落击伤敌机47 架(击落38 架击伤9架敌机),荣获一等功臣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他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在空军武汉军区某干休所,记者采访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空军战斗英雄郑长华。武汉冬天室内温度比较低,郑老穿着一身厚厚的蓝灰色的便装。但他眉宇之间的英气,宏亮的声音,讲话的力度,略带霸气的手势,仍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这位84岁高龄的老英雄身上那种职业军人独特的气场。

  根据记者采访前电话中提出的要求,郑老找出了好几张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照片。他说:“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时,空军只有三个全国人大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这张照片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空军的一个记者给我和刘善本拍的。那时我们解放军组开分组会议,一般都是不分海、陆、空军,所有代表都在一起。记得每次都是在一个挺大的会议室。”

  “您还记得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吗?”

  “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开小组会的地方院子挺大的,有花园,花园里还有假山。听别人讲,贺龙的外甥廖汉生的家就在我们开会那个院子的另一边。”他指着照片说,“这张是在解放军代表组分组会议的会场照的。每次开会,代表们的座位是围成四方形。解放军代表组人比较多,有60人。开会时分两圈坐,里圈都是大沙发,坐的人少些;外圈长凳能坐很多人。这张照片上前排的四个人是聂荣臻、贺龙、罗荣桓和廖汉生。我在后排,在贺龙和罗荣桓中间的这个就是我,旁边白衣服的是海军的代表王维福,边上这个是张明……”

 

  周文江:我记得解放军组每位代表

 

  

  

  他先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斗140余次。他被授予全国一级战斗英雄和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5次荣立一等功,3次荣立二等功,4次荣立三等功。他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曾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是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次会议上都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的代表。

  在周文江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两幅老照片。一张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解放军代表组的合影;还有一张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与贺龙、罗荣桓、谭政等我军将领的合影。

  对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周文江有着很多精彩的记忆。他介绍说:“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解放军代表共60人。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我们军队的60 位代表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大门口集体拍了这张照片。在1955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元帅命令状分别授予10位元帅。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了在京的将官。那次授衔的解放军将领有元帅和大将各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2人。在我们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组的60位代表中,有7位元帅,3位大将,27位上将,两位中将,1位少将,20位战斗英雄及模范人物。”

 

  召存信:从西双版纳到北京开会要走一个多月

 

  

  

  他有着勇敢、英俊的傣家青年迎娶了孔雀公主如同神话般的故事;他有着从封建领主到人民公仆极为传奇的经历;他15岁时,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组织了140多人的自卫队,并亲自训练队员打枪、习武,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犯;他在解放前夕,不顾西双版纳封建领主集团大部分成员的反对,翻山越岭跋涉8天到普洱地区寻找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云南讨蒋自卫队第二纵队,在他的积极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的反攻,对西双版纳和平解放有着重要贡献;他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以来,连续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将近40年,深受百姓爱戴,创造了共和国州长任期之最;他从一届人大开始,连续七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22年,是全国人大各专门委会委员中任期最长的委员之一。

  召存信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委大院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他在自家简朴、整洁的客厅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米八多的个子,身材消瘦挺拔,笑容可亲,声音洪亮,身着藏蓝色西装,系着深红色领带,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今年已经86 岁高龄。他用那温暖的大手亲切地与记者握手。落座后,召存信的夫人刀美英端来了她亲手沏的普洱香茶。从她得体的言语和雍容的举止中,昔日皇族公主的风采依稀可辨。

  召存信讲述道:“我们傣族人民早在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种稻,用大象犁田……可是到了近代,耕作技术并没有多大改进,产量很低,地处偏僻和交通闭塞是主要原因。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双版纳地区还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甚至连胶轮马车也没有。过去最高领主出巡,要么骑大象,要么乘坐雕刻精美的铁轮马车。因为路不好,乘坐铁轮马车最多只能走两公里。1956年2月,西双版纳第一条简易公路——允大公路通车。从那以后,公路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参加一届人代会一次会议和二次会议时,我从西双版纳到昆明都要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翻山越岭,穿溪过河主要靠步行,有些路可以骑马。那时不光路不好走,还不太安全,途中常有小股国民党残匪和土匪出没。我每次到昆明都有6名护卫同行。到达昆明后,我再同其他代表一起从昆明乘飞机直飞北京。”

  召存信从一届至七届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告诉记者:“人代会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每次参加会议前,我都要做好充分准备,提议案,提建议,每年都有。一届人大期间,我提出给支边的干部增加生活补贴的建议,从13元增加到15元,后来被采纳了。每次大会闭幕以后,我都要在全州宣讲,传达大会精神,让老百姓家喻户晓,广泛宣传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总结的我们国家的各方面建设的成绩,鼓舞各族人民更加努力建设自己国家的信心和勇气,还把大会的照片带回来给大家看。现在这些照片都在,只有与刘少奇委员长握手的照片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

 

  田富达:大会为少数民族代表配了翻译

 

 

 

  他是被境外记者称为中国“阿甘”的传奇人物。他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是1949年与新中国缔造者们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现今为数极少的健在者之一;他是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唯一的一位高山族台湾籍代表;他不仅是第一届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第一届至第八届连续44年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是目前全国人大历史上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26名人大代表中,包括了我国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人民的代表。其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共有177名。由于我们国家有50多个少数民族,各自语言不同。一开始,大会主要为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和彝族这6个少数民族的代表配了同声传译。开第一届人代会的时候,即使壮族的代表懂汉语的也都配专人坐旁边当翻译。壮族是少数民族里人口最多的,现在可能有2000多万了。他们当时没有文字,为了发展他们的教育,后来才创造了文字。那时,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大部分还是能听懂汉语的,但是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尔克孜族代表,由于地处偏僻,他们对汉语是一句都听不懂,像这样的人大代表都由大会为他们配了一对一的翻译。也有的少数民族代表是自己带翻译秘书的。我记得广东省瑶族的代表龙三公和西藏门巴族的女代表尧西·泽仁卓玛都是自己带翻译。还有吉林省朝鲜族的女代表金信淑,是个农业劳动模范,由于汉语一句都听不懂,尽管大会有朝鲜语的同声传译,她自己还是带了翻译。所以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仅为少数民族代表服务的工作人员就不少。”

  据田老回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主席团提名,会议通过了80多人的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名单。因为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委员人数较多,每个民族至少有一个民族委员会的委员,有的民族还有好几个委员,这些委员又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民族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一般都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开,或开完大会以后接着开。开完第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我就从国家民委调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上班。一开始人大民族委员会在后库,就是现在的会议中心的那个地方,后来搬到中南海。当时民委有35个工作人员,下设三个办公室:一个秘书组,管行政与干部,还负责后勤工作;一个法案组,专门搞民族立法,当时一个任务就是围绕民族自治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民族自治法;还有一个调查研究组,我在调研组任副组长。”

  田老说:“在第一届人大期间,每年都要到下面搞一两次调研,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云南的西双版纳、广西、西藏,西南、中南两个地方我去得比较多。1955至1956年,四川甘孜藏区、广西、云南等很多地方还不通车,没有公路,只能骑马和步行。那时条件很艰苦,我们下去搞调研都是背着背包,自己带着被子、水壶,一般住在老乡家里。藏族地区,我是在1956年平息暴乱以后去的,在甘孜搞土地改革试点。当时我们的做法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尽最大努力稳定社会。稳定了才能搞建设,只要稳定了什么事都好办。”

 
(文章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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